首先，该条前半部分确认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权。

德国议会通过《全国流行病疫情下国民保护法》（Gesetz zum Schutz der Bev#246;lkerung bei einer epidemischen Lage von nationaler Tragweite）也只花了4天。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就认可根据行政应急性原则实施的行为不可诉，判令被诉行为系被申请人奉化区政府基于维护社会稳定需要，针对再审申请人兴润置业公司经营中出现的可能引发重大社会稳定风险的特殊情况，采取的特定应对处置行为及相关工作举措，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就实质标准而言，行政应急性原则体现了行政法的根本价值和基本矛盾。相反，若违法应急行为经审查获得追认，行政机关无须承担法律责任，但仍应对相对人的损失给予一定补偿。但法院最终判决维持乡政府的决定，理由是：面对洪涝灾害，强制拆除行洪河道内的房屋是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必要，符合行政应急性原则。应急立法扩张行政权是世界通例，但应避免成为空白支票，否则有违行政应急性原则蕴含的控权价值。然而，根据行政应急性原则，应急立法的程序有必要做变通处理。

[88]参见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20行终514号行政判决书。这里的有权机关并非行政机关，而是指立法机关（即紧急权的行使必须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的特别程序，政府决定紧急状态，事后要受权力机关的监督[15]）或司法机关（即非常权力的有效性须经行政法院对必要性的性质和所采取的措施进行审查和控制[16]）。第二，底线设定，即给应急立法划出不可触碰的底线。

韦某某诉称上林工商质监局在未依法鉴定原告加工的猪皮是否属不合格产品前，就武断地将其全部埋掉，严重侵害其合法财产。之所以是尽可能，是因为行政应急性原则并不要求应急立法完全持守法治价值，否则径直适用行政合法性原则即可。其内涵是：为应对紧急事件，基于公共利益的必要，应在事前制定法律规范，突破日常法律授予行政机关应急权力，促进有效应急，但仍须尽量持守法治价值，避免无限授权。[85]其次，审查应急行为是否为应急所必需，即考察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合比例性。

现实中，应急懒政乱政被行政上级问责已较为普遍，但这更多是内部行政性监督而非外部法律性审查，而后者一直是我国应急法治建设的软肋。当与另一项原则冲突时，一项原则并不因此成为例外或变得无效，而只是可能在特定情境下份量不及（be outweighed）另一项原则。

事前面向的行政应急性原则不仅要求制定应急立法，超越日常法制授予行政机关应急权力以促进有效应急，也要求应急立法尽量持守法治价值。[7]本文所称的应急法治是指应急法律的应然状态，应急法制是指实然的应急法律制度。即便是日常法律，也往往包含应急条款。但基于行政应急性原则，李某作为负责危树清理的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危树随时危及群众生命安全之际，不经审批果断清理，尽管有违相关法律规定，但完全可以通过事后审查给予追认，不应认定为违法。

然而，对该条也可有另一种解释：某些权利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构成国家、社会和集体利益不可分割的部分，成为不可克减权利，即使进入紧急状态也不得限制，比如任何应急权力都不能武断剥夺公民生命、实施酷刑和奴役、监禁违约者或溯及既往定罪。[4]赵颖：《对行政应急性原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4期，第43页。这里的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只能是指依法作出的应对措施，否则不得处罚。程序型日落条款更灵活，但仍能防止应急立法永续化。

法院认为：根据《防洪法》第42条和《河道管理条例》第36条，只有防汛指挥部才有权组织强行清除河道管理范围内的阻水障碍物，乡政府无此权力，按照行政合法性原则，实属越权违法。[52]See Oren Gross Fionnuala Ní Aoláin, Law in Times of Crisis: Emergency Power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apters 1, 3.相关中文介绍参见孟涛：《紧急权力法及其理论的演变》，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115-116页。

这对应急立法本身的程序、内容和效力具有整体、宏观上的指导意义。归根结底，行政法的根本价值在于确保政府既守法又能干，而两者往往出现矛盾，导致法治理性与行政理性难以兼得。

[39]形式标准包括三项：法律性指行政法基本原则具有规范性，而非纯粹的理论或原理，可以据之作出合法性判断，由此区别于行政管理原则。这方面，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提供了一个更佳的范例，其第2条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以针对公共卫生危害、同时又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干扰的适当方式预防、抵御和控制疾病的国际传播。这种处理突发性事件的例外性的规定，就是行政应急性原则的事前面向，是指将原本在法律框架之外的例外情况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从而变法外为法内（legalize the extra-legal）。第三，阐述该原则在应急法治建设中如何具体展开。若按照既定法律还不足以应急，则应采取违法应急措施，但事后须接受并通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审查，方可获得追认和免责。然而，无论事前应急立法如何发展，总会百密一疏，正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事后免责面向永远保有一席之地。

其次，事后面向的行政应急性原则也是一项最优化命令，既要求在必要时采取违法应急措施，也要求事后对该措施展开立法、司法审查，并最终确定是追认还是追责，从而尽可能实现日常法治价值。参见陈学儒等编著：《行政法学新论》，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若无前者，那么行政应急性原则没有存在的意义，因为仅靠合法性原则便可包打天下。李某被捕后，包括树主在内的多位村民出具书证，称在没有采伐之前，此樟树为危树，随时都可能倒下来砸到人。

民法、刑法中，紧急避险体现了必要之法的原理，但为何构不成民法、刑法之基本原则？这是因为民法、刑法上的紧急避险仅是一种抗辩事由，只在侵权责任或违法性认定的环节起作用，而不像行政应急性原则那样对含括立法、执法、司法各环节的整个行政法体系发挥统率和指引功能。上述两个面向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事前立法面向发展得越充分，应急法制就越完善，处理例外事件就越有法可依，而作为应急工具箱中兜底手段（last resort）的事后免责面向的空间就越小，因为彻底无法可依的情形就越少。

二是程序型日落条款，即立法不明确规定失效时间，但规定较短的评估期，每一个评估期后由有权机关对应急立法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继续生效。[37]前注[5]，赵颖文，第43页。[78]有不少国家采纳此设计原理，例如美国1976年《国家紧急状态法》（National Emergencies Act）规定总统宣布紧急状态后行政机关将享有超越日常状态的应急权力，但第202（b）条要求国会每隔六个月重新审议是否延续此类权力。[12]参见前注[5]，赵颖文，第37页。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3条第1项，国家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例如英国2020年3月25日出台的《新冠病毒法》第89条规定：本法自生效之日起两年后失效。

[16]前注[8]，龚祥瑞、陈国尧文，第36页。因此，单纯的违法应急绝非行政应急性原则之体现，而是其悖反。

具体涉及两方面问题： 第一，关于能否审查。[10]该书指出：倘若事变猝起，或因内乱，或由外患，内阁为取得较大威权以应变计，应即召集巴力门开会，以请求巴力门授予相当权力。

金国兴：《行政应急性原则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载《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这一由中国学者首倡的概念，在应急法制相对落后、违法应急屡禁不绝的本土语境下，具有独特而重大的意义，理应作为我国行政法上的基本原则，指导下一阶段的应急法治建设。为此，须根据具体语境，对行政应急性原则和行政合法性原则展开重要性权衡，确定何者优先适用，而不是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摘要:  行政应急性原则是中国行政法学罕见的原创性概念，但也一直被批评为不利于应急法治。

[25]上述两重价值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平衡：让应急权力能突破日常法律要求实现有效应急是行政应急性原则的出发点，将逾越日常法律秩序的应急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则是其归宿。一是事前立法，即现代社会情况复杂，不可避免地出现难以预料或不可抗拒的突发事件，因此，政府的行政管理除了遵守合法性原则，处理例常事务外，还要有例外性的规定作补充，适用应变性原则，来处理突发性事件[18]。

调适模式（accommodation model）主张法律吸纳应急，要求制定应急法律以尽可能将紧急权力纳入法制框架。首先，事前面向的行政应急性原则要求通过应急立法把原本在法律框架之外的例外情况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

当然，快速立法程序在提高应急效率的同时，也带来立法恣意之风险。由于该条是对基本权利与自由的概括限制，缺乏明确的针对性，它的限制范围可以理解为包括不可克减的权利在内的所有基本权利。